年关将近，又到铁路春运时。

  北京站的站前广场上，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旅行袋，大小不一的箩筐，蛇皮袋捆着的是有厚有薄的被伙褥子。广场西侧就是窗口林立的售票处，正在排队的是回乡心切的外来打工者们。长蛇阵般的队伍，把售票窗口到广场正中的空间塞得很满。穿着厚厚的旧羊皮袄和大红大绿的老式滑雪衫的打工者们挤挤挨挨，填没了这个人和那个人之间的空隙。售票窗口处的高音喇叭唧唧嘎嘎地发出刺耳的噪音，好像正在调试。看来就要开始售票了，人群开始紧张起来，排在前面的几个年轻人更是不敢怠慢，一个个跃跃欲试，作好了冲刺的准备。朝晨的太阳光从主站房装修一新的玻璃墙体上整洁地反射下来，光柱子落在售票窗口外面晃动著的几顶旧棉帽子上。

  那些外来的打工者们大清早就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穿越了半个城市，才到了北京站广场，早饭也来不及吃一下，便来到售票窗口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在飕飕的冷风中，人们一边跺着就要失去知觉的脚，一边盯着队伍前面的窗口。售票窗口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下终於一字儿打开了。

  “到哪？”售票室内的胖大嫂呷了一口茶，发出了今天第一个声音。

  “大姐，要三张到XX县的票，今天的有么？

  “硬座238，今天明天都无号，硬卧没票，软卧只有上铺，650。用不熟练的指法敲打着计算机键盘的售票大嫂有气没力地回答第一个顾客。
　　
  “什么！”排在前面的几个旧棉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今年四，五月里，你们不是卖130块么？”
　
“去年秋天，110块也卖过，不要说130块。”
　
“哪里有涨得这样厉害的！而且还没有座位！”

“说得好啊，那您怎么不在四，五月里回家，要等到现在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民工象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说不定还要涨呢！”售票大嫂斜眼看着旧棉帽朋友，冷冷地答道。
　
刚才出来时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最近天照应，北京的活比闹“沙士”时多了不少，雇主们在发工资时也没有太多犹豫，很多人都拿到了全额工资，有的还额外赚了点儿奖金。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回家，却得到了比往年更令人郁闷的结果。

“还是不要坐火车了，我们想别的办法回家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愤激的话。
　　
“嗤，”，售票大嫂冷笑著，“你们不坐火车，人家就关门了么？北京的火车票从来不愁买主，要不涨了价还能卖得这么火！”

“大姐，硬座都要238块，还没有座位，实在是......”

“实在是什么？现在的火车都是空调车，又快又舒服，当然要贵点了。我们铁路人为了改善你们的乘车环境，做了多少努力，你们知道么？”

“大姐，我们不要坐空调车，有绿皮就行了，来张绿皮车的票吧。”旧棉帽朋友勉强挤出一丝苦笑，看着售票大嫂的胖脸，用差不多是哀求的语气说。

“嗤！”售票大嫂还是一声“嗤”，“北京哪还有那么多绿皮车，绿皮车都是短途到乡下的，要不您一路倒车，从初一倒到十五，也能到家，您干吗？再说了，不光是北京，全国铁路都在换新空，各个路局有得是红皮25G，蓝皮25K，过了年，还要进口外国车体，什么庞巴迪之类的，好车多了去了，你们还想什么绿皮，可笑......”

红皮25G，蓝皮25K，进口车体，庞巴迪，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可是，要放弃就要到手的车票，哪怕没有座位，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放弃呢？春节一年就一次，一定要过的；家一年才回一次，一定要回的。年迈的父母正在为自己担忧，家里的小囝已经一年没见爹妈的面了，想都要想死了。　
　
“我们到别处去看看吧。”在市内其他的售票处，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有人这么想。
　　
但是，大嫂又来了一个“嗤”，眨著小眼睛说道：“别处？您就是找到铁道部去也一样。春运的票价，是铁道部定的，哪里都得这么卖！”
　　
“到车站去都一样，找旅社宾馆更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我知道几个卖票的地方都收手续费的，天知道他们多收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给，哪里来的钱？”

“大姐，238块的话，您得给个座位吧？一个也行啊！”

“这个价钱实在太高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还有绿皮，今年我们好不容易才挣了几千块，还没养家糊口呢，光买个车票就要花这么多，还没有座位！”

“大姐，就是去年绿皮的老价钱，100多块吧。”

“大姐，我们大老远的，回趟家不容易，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少赚一点，我们赚了多少了？都说了，车体更新本来就要提高票价，哪有坐空调车买绿皮票的好事，我让您这么美，就是让铁路替你们白当差，我们还不都得喝西北风去？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旁边窗口的另一位售票小姐听得厌烦，把手里的活停下，走到大嫂的旁边，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贵，不要买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人请你们来。只管多罗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顾客，不卖你们，有别人的好卖。你们不要挡着后面人的路。”
　　
后面的旧棉帽朋友看这里半天也不见动，就从人堆里挤过来，想看看究竟怎么了。旧棉帽下面同样是饱经沧桑却充满著希望的脸。他们走到拥挤的窗口前，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旧羊皮袄的肩背上。
　　
“怎么样，今年什么价钱，有票没？”
　
“比去年都不如，硬座要238块，还没有号！”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迸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但遥远的家总是要回的；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到车站买火车票。问题只是今天走明天走还是再拖一天，等个座位，毕竟这趟车要跑两天一夜，站一路实在太对不起辛苦了一年的身体；如果便宜些，没座位也认了，可是这么贵的票却连个坐的地方都不能保证，好象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在买站票还是等座号的辩论之中，在立刻就走还是找个旅馆先住一宿的争持之下，结果旧棉帽朋友们都掏钱买了这238块的新空票，换到手的是一张记载着车次和票价的小小的软纸。

“大姐，怎么等车还要收空调费，这么冷的天，车站总得放暖气吧，这钱也要我们交？”另一个旧棉帽朋友看着手中的票，不满地问。

“我说您还有完没有？乡下人就是事多！”大嫂一只手按在键盘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小眼睛里边射出来，“北京站是中央空调供暖，空调运转费巨大，我们不可能负担。这才几个小钱，谁好多收你们一个子儿。我们这里没有非空调候车室，要候车就要收费，这是规定。”　

“国家有这个规定么？好像没听说过嘛。商场的空调也是一直都开着的，也没听说要买东西的人交取暖费吧”。

“吓！”声音很严厉，大嫂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铁道部的规定，国务院批准的，你们说三道四，难道要反党反政府？”
　
发几句牢骚就是反党反政府，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手里的车票和候车空调费收据，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它们装进口袋里。
　
一批人咕噜著离开了售票窗口，另一批人又排着队挤了进来。同样地，在窗口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临近年关拿得工资时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钞票送进窗口，换到了决定今年春节命运的一张软纸。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北京站周围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热闹起来了。　　

旧棉帽朋友们今天到市区，除了买车票这个最要命的事以外，原来还有很多的计划的。年迈的父母身体都不好，这次回去一定要给二老买些补品和常备药物，看电视里的广告，说“今年孝敬咱爸妈呀，当然还是脑白金”，脑子和白金之间有什么联系，自己搞不明白，但是城里人都买，看来是好东西。原来的那种“蜂王浆”，早就过时了。家里的小囝开春就要上小学了，该买些城里小孩用的书包和文具之类，又高级又漂亮，小囝带着这些新东西上学，一定能让村里原来笑他们穷的无聊人闭嘴；自己在外累死累活，就是希望小囝囝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要再走自己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打工之路。电器也要买几件。陈列在大商场里的大屏幕彩电，听说只要一两千RMB一台，还是遥控式的，早已眼红了好久，买了就可以天天象看电影一样过瘾，节目随便选；特别是年三十晚上的春节晚会，这么大的电视，可以让邻居的大爷大妈们一起过来了，多热闹！女人则盘算着该给家里人，包括自己，添置几件过节的新衣服，都有了预算。现在身上穿的大红滑雪衫，虽然保暖，但早就过时了，出门时总遭城里人的白眼。难得最近天照应，北京不仅有活干，而且年终工资并没有受春天“沙士”大流行时的影响，很顺利就拿到了全额。既然如此，让一向捏得紧紧巴巴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这些钞票，如果不存银行的话，支付家里未来一年的生活开支，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可能不止对付过去，大概还有多余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电饭煲。这东西实在怪，放进去米和水，插上电，十几分钟，喷香的米饭就作好了，比起家里灶台上烧干柴和牛粪煮的米饭相比，不仅快，而且好吃，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北京站售票处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

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荷包里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

也不知还要挣多少张钞票，自己才会满意，这东西好像永无止境，要到拿到手的时候才知道，而且立刻就会生出新的不满意。
　　
输是输定了，就这么闷着头憋在北风凛冽的站前广场消磨时间，未必就会好多少。去市中心转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再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从北京站往崇文门去的街道上就有不少商店，就是到繁华的王府井也并不远，坐104去不过几站地儿，才一块钱。走！于是从104站到崇文门，甚至到王府井，都见得到旧棉帽朋友们的身影了。
　　
到王府井的旧棉帽朋友比较多，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著短短的身影，在拥挤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着刚才那高价的无座车票，咒骂那总是令人郁闷的铁路和冷漠的大嫂。女人不说话，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有几个给所谓的名牌冬衣大减价勾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大姐，这件衣服是最后一件，穿在你身上是特有气质特漂亮，还有50%DISCOUNT，机会不多哦。”店门口的伙计故意作出一种引诱的声调。　

“当，当，当，──正宗全聚得烤鸭，35一只，多买多折，价钱公道，大姐，买一只中午吃，特新鲜。”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里有各种名牌宽屏彩电，特别大减价，800--1500随您挑，先生，要不要买台回去？”

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地叫着“先生，大姐”，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先生”的旧羊皮袄。他们知道惟有这个时候，“先生”们的口袋才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旧棉帽朋友们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脑白金太贵，但必需买，两盒不太现实，就只好买一盒。小囝的学习用具花样繁多，各种档次的都有，太高级的价钱也太“咬手”，就买个一般点儿的吧。电器呢，预备买34寸的就买了29寸，计划要29寸的就买了一个柜台的25寸样品，价格更便宜。外观漂亮豪华的“Tiger”牌电饭煲正在“咕嘟咕嘟”地展示其作米饭的拿手绝活，“先生”刚刚想过去问个价，给女人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转身离去。可是，市面上的好东西，新家伙，实在太多，光看看就站住不想走了。如果再买，谁知道还要花多少？说不定要五六千甚至上万吧。这些一天一个价的东东，更新太快，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家乡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这么多银子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罗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特别思念家里才几岁的小囝，还给他们买了个可爱的洋囝囝玩具。小洋囝囝特别的好玩，要他说就说，要他唱就唱，这不但让小孩子们的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旧棉帽朋友”还沽了一小瓶红星二锅头酒，在肯得基店里买了几个炸鸡腿，便又上了104，回到北京站，现在可以进空调候车室了。几个人围着行李坐下，拿出红星二锅头，开始小酌。女人们忙着找开水，“咕嘟咕嘟”地往“康师傅”碗面里灌。一会儿，酒味，体味，混杂着快餐面调料味的空气，便四散开来。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样的命运里，又在同样的候车室里喝酒，你端起酒瓶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胡说”，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空调车硬座都要238，没号也一分都不打折，真是碰见了鬼！”

“到XX县的车不是有绿皮么，什么时候都换成空调车了？我怎么不知道？”

“好像是今年闹FEI典时候的事儿吧。那几天火车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们卖130块，也就是绿皮的价，那都没人坐呢！”

“对了，新闻里不是说加开了不少临客，怎么没见卖票呢？”

“是啊，临客肯定有座，而且应该是绿皮，绝对不贵的。”

“你自己不说要临客的票，那帮卖票的会主动帮你买临客？临客便宜，赚得少，而且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路局的车，他们才不愿意卖票呢！”

“这帮人只考虑自己路局的盈利，谁管我们的需要！”

“临客也不一定就是绿皮。如果用新空，还不是一个价！更何况临客太慢，半夜才到站，要回家连汽车都没得倒，大冷天的，难道露宿一宿？没听他们说咱们是‘盲流’么？离‘流氓’不远了。”

“北京的火车票真个买不得了！”

“过了年，还是不要到北京来了，每年买票都郁闷！我想不如去上海看看，上海的机会更多，听说在上海打工还有什么补贴金，不知道有多少。至少上海离家近点儿！”
　　
“我们村的王老五不就在上海打工么？去年听说挣了好几万唉！”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的工更难打，连好多大学毕业生都加入了我们这个行列，而且要什么技术，什么经验，要这要那的。王老五在一个工地上干泥瓦活，一次把水泥调稀了点，就被炒掉了。后来又找了个工地，谁知不小心伤了脚，连工资都没拿到就被赶回家养伤去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空调吹出的暖风，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象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外出打工，到底为谁打的，仅仅为自己？”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另一个人指着北京站整修一新的站房说：”近在眼前，就是替政府们打的。我们吃辛吃苦，受热挨寒，好容易挣了点儿，政府嘴唇皮一动，说句“春运火车要提价”，还要加空调钱，就把我们不多的油水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票价，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到XX县就是100多块，我也不想要的太低。”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没听见么？他们铁路也是要钱来养活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么，我们的生活费，也是辛辛苦苦拿血汗赚来的，那么贵的票还没座位，我们难道不是替他们白当差！那些当官的一分钱不花，外出不是飞机就是软卧，还又吃又玩，哪来的钱？还不是我们的辛苦钱！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当官的白当差？我们亏啊，亏大了......”
　
“我刚才在买票时就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把钱交给你们；往后真没了钱，咱就扒火车走！”一个人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著红丝的眼睛向上斜溜。

“真个没钱坐车的时候，扒火车，当次铁道游击队，也是不犯王法的。谁让车票这么贵呢！”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报上说一个民工因为扒火车，被铁路线上的接触网电死了，还有从车子上掉下来的，被夹在集装箱中间差点挤死的，哎哟，事故多了。”
　
“我们村也有过扒火车出事的人，运气不好也没办法。最惨的是被铁路公安抓到，说是搞破坏，阴谋颠覆列车，那个折磨哟，还不如死了好。”
　　
“咱们打工的，命在人家手里啊。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碰上这样的事，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康师傅”碗面和炸鸡腿也吃完了，检票口也就要放行了，大家都站起来，拎好行李，作好下一次更艰难地冲刺的准备--上车。候车室里早已经人山人海。
　　
第二天又有一些旧棉帽朋友到北京站排队买回家的车票，北京站售票窗口处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国内各城市的火车站里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